“关注打假多年，最强烈的感受是假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治理。”多年担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朱新力，今年新当选全国政协委员，带着“严惩假货犯罪”等多份提案上会，“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假货问题的时候”。

　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“2018年将全面实施‘双随机、一公开’监管，绝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”。

　　“我真切感受到假货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，它的腐蚀性很强，长此以往将影响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诚信，从而影响它的健康成长。”朱新力说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，“不仅涉及产业结构升级优化，更关系国家形象”。假货治理是一个综合性事业，借鉴治理酒驾成功经验，确立严刑峻法打假模式是必备内容之一。

　　朱新力在提案中指出：“目前我国治理假货的刑罚模式缺陷明显，存在定罪标准唯数额论、犯罪黑数高、法定刑过轻、犯罪成本低等问题。”

　　朱新力说，制假者会采用货物、商标分离，分散生产、售前组装，订单化生产假货而不囤货等方式，减少被查获的假货货值，规避刑事风险。而“假冒注册商标罪”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”“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”等假货类犯罪定罪标准，都需要3万或5万的金额，“唯数额论”给犯罪分子留下恶意规避法律的空间。同时，在司法实践中对制假售假者的缓刑适用比例偏高，难以产生威慑效果；对制假售假者只能判处“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”，违法成本极低而获利颇丰，惩罚不力导致假货类犯罪累犯、再犯现象严重。

　　对于立法端该有的改善，朱新力在提案中给出两点对策和建议。第一，降低入罪门槛，适度扩大打击范围。包括刑法的定罪标准从唯数额论转向多元化，将“多次制假售假”“受到过行政处罚后又制假售假”“制假售假多件（套）”等情形也作为定罪标准。

　　第二，加重法律责任，增加违法成本。一是明确设定适用缓刑的条件，以限制适用缓刑；二是取消倍比制罚金规定，提高罚金数额；三是强化附加刑的力度，增设终身禁止从业等规定；四是建立黑名单制度，将制假售假者从市场生产活动中彻底排除；五是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，以经营额为计算基准，实现“一次造假、终身负债”的经济制裁。

　　“只有坚持像治理酒驾一样的理念，通过严刑峻法表达国家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，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假货问题，实现‘天下无假’美好愿景。”朱新力说。